1979年1月20日，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翻阅一个重要文件时，眉头紧锁，迟迟不愿继续往下看。这份来自军委的命令无疑是明确的——吴忠被免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职务。然而，就在此刻，南集团部队已然进入临战状态，距离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日子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。许世友心中隐隐作愁，担心的并非只是吴忠个人的情绪，而是这一指挥链在关键时刻的突然中断。

南集团承担着对高平进行主要突击的重任，战斗即将打响，部队刚刚完成协同训练，作战方案也已反复推演。此时临战换将，势必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，可能导致指挥判断的迟疑，更让人担心的是已经形成的默契将被打乱。许世友直言不讳：“眼看要打仗了，这时候换将，谁来接？”经过深入研究，广州军区决定暂缓发布这一命令，没有立即将消息告知吴忠。

这一举动并不是为了让吴忠逃避审查。吴忠早前在北京卫戍区任职，由于与上世纪70年代若干重大事件相关而受到组织调查。在调任广州军区后，他依旧面临着需要核查的相关问题，这一免职命令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出的。虽然军令暂时被搁置，但消息很快便传到了前线，吴忠对即将发生的变化已是心知肚明。他面临两个选择：一是返回广州说明情况，二是留下来全力指挥即将展开的作战行动。 球友

吴忠经过深思熟虑没有立即表态。白天，他依旧忙碌于检查部队，向各师团干部汇报工作，研究火力配置及道路保障。而到了黑夜，他独自坐下来进行思考。尽管个人问题不可忽视，但与数万准备上战场的官兵相比，轻重缓急由此明晰。他后来坦言，个人的利益再大，也不应超越党和人民的利益。这句话或许平淡，却清晰地表达了当时他的选择：继续踊跃留在前线，指挥部队参与即将到来的战斗。

吴忠被指派指挥南集团并非偶然。1977年9月，他出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，负责作战事务。在中越关系急剧恶化之际，他深入广西边境，实地勘察阵地、道路以及遭受损失的群众状况。早在1964年北部湾事件中，他随总参军事代表团赴越南进行战地考察，对于越南北部的地形和战争环境颇为熟悉。

他并不满足于将战备停留在口号上。1978年12月，许世友返回广州后主持召开作战会议，吴忠积极表态，希望前往一线指挥。在明确任务后，他立刻带着工作组赶到南集团驻地，逐项检查步兵、炮兵、装甲兵和工兵等各项战斗准备情况。南集团的目标锁定为高平，这里山势起伏、道路狭窄，溪流纵横，机械化作战显得格外棘手。 球友

吴忠深度分析后，决定不走常规路线前进。他召集指挥员进行多次会议，并选择了一条几乎被认为“不可能”的道路——一条牛车道，坦克通行困难，步兵也难以跟上。吴忠认为，正因为越军也预判中国军队不会选择这条道路，因此这条路线或许正是突破的最佳机遇。为了达到步坦协同，部队进行了多次试验，让步兵以绳索固定于坦克两侧，从而利用装甲车辆突破险要地段。

尽管有风险，但吴忠却始终坚定：“越是被认为不可能的道路，就越值得尝试。”他深知，勇敢仅是指挥官的出发点，真正决定战果的在于能否将地形、火力和敌情有效结合起来。总参军训部副部长萧剑飞到南集团检查训练时，吴忠还主动请他担任联合指挥的正职，自己则居于副职。萧剑飞后来回忆，吴忠在交代任务时言简意赅，判断果断，尤其对各兵种的协同有着深厚的理解。这样的评价，不是空口无凭，而是临战工作的直接观察。

1979年2月17日的清晨，战斗按计划启动。由于选择了偏僻的方向，南集团的装甲纵队在越军意料之外突然出现，推进速度超过了预期，装甲部队比许世友所定时间提前抵达关键位置，突袭效果显著。然而，战斗并非一路顺风。在渡河时，一辆坦克意外陷入河道中，吴忠迅速指挥其他坦克进入水中，利用车辆和木料填筑出通路。随后，越军炸毁了山区的水库，洪水汹涌而来，导致道路遭到破坏，部队与步兵的前进被阻隔。 球友

在此期间，吴忠命令已过河的坦克继续推进，同时组织抢修，并请求前方支援工兵。许世友迅速响应，调集工兵连队增援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有人建议为吴忠准备装甲车并派出坦克护卫，但他却拒绝了，只带着步枪和随行警卫，亲自跟随部队前进。尽管他已近六十，但在一个月左右的山地作战中，他始终奔走不息，指挥位置未曾离开部队的行动轨迹。

到2月20日，南集团接近高平城下，但北集团仍在激战中。军区前指曾要求南北集团会合后，由北集团的指挥员统一组织攻城，这意味着吴忠在指挥权上将面对实质性变化，电报中未明确安排他继续协助指挥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命令，吴忠心知所需行动，返回可能延误战机，停下则会破坏已形成的突击态势。经过一夜思考，他在笔记本上写下“以党性参战”，选择继续留在前战线与部队并肩作战。

许世友得知后，于是重新下达明确部署：南集团不必等待北集团，将在2月24日下午对高平发起总攻，并正式任命吴忠为攻城总指挥，统一指挥周边部队。战斗当天，炮火转瞬覆盖高平的城内外，经过数小时激战，部队成功完成了攻城任务。3月5日，中国军队开始撤回国内。越军见缝插针，试图趁机袭扰，但吴忠则组织部队边打边撤，实施反击，确保主力顺利脱离战场。 球友

3月16日，南集团全数安全返回中国境内。战斗结束后，吴忠的免职问题并没有立刻得到解决。在中央军委的批准下，他的免职时间后来被调整为1980年1月。直到1987年6月，北京军区党委对相关问题作出最终结论，吴忠才获得了正式的澄清。最终在同年9月，他提出的离职申请获得批准，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。